“白纸革命”的启发

我们继续讨论白纸运动的意义，不在于去纠结其成败，更不在于对其贬谪或将其抬高，而是能否从中窥镜，厘清白纸运动潮的演变和发展对当下民间社群提出的新问题，理解我们为何还在“这里”， 我们又如何能够想象甚至建构下一个”运动”的可能？

《白纸革命・三个运动》（以下简称《运动》）一文提出了三个非常核心且艰难的问题。我相信，不管我们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环境有多么乐观，或者悲观：经济下滑；加剧的信任危机；社会不时的零星动荡不可避免等等。——文章中提到的三个困境都是我们思考社会进步绕不开的问题。强调这三个困境，并不能概括现在或将来面临的所有运动困境，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白纸运动中凸显的组织性危机。

问题一：基础建设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也即”本土民间社会长期缺乏基础建设”。这个问题既根本又致命。在国内白纸抗议或者封控抗议潮发生的当时，我们明显发现，民间社会基本上缺乏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网络可以衔接和介入运动本身，无论是线下参与者还是线上关注者间都是原子状态。整个事件本质上就是一种危机介入/参与，危机过后能够延续或留存的政治/运动积累极少。这里的政治/运动积累，指的是一些线上线下、可持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阶层内部或者跨阶层的社群网络的形成，以及行动者的聚集和成长，又或是新的行动议程的讨论、设立或推动等，而非政策上的改变。政策转向并不是社会改变本身，社会改变应该从民间社会基础建设的积累的维度来定义。

民间社会缺乏本群体和跨群体间的协同网络和互动机制所导向的结果，是基础建设缺乏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情况，我们或许是第一次在市民运动中看到，但是如果参照工人运动，就会发现其实这早就是过去二三十年的工人维权中长期存在的困境——工人群体中缺乏组织性的野猫式罢工长期存在、随时爆发，每年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未被记录的工人罢工，但因为官方长期打压工人组织化的实践，且甚少有民间团体介入组织工人，多数国内劳工NGO已然遭受残酷打压，这都令中国工人的集体抗争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政治/积累（但不代表政府可以完全抹灭多年来工人所有的政治积累）。所以从工人抗争的经验看，白纸抗议面临同样的基础建设问题，这个问题并非独特，而且无法绕开：没有形成持续有效的行动性的政治积累，谈推动社会改变仍然过于乐观。

的确，我们很明显感受到这次白纸抗议/封控抗议潮中民众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转向，但这并不能给我们足够的乐观。相反，在白纸抗议后的大规模维稳抓捕中，政府正在加大对民间非正式网络的打压，即进一步控制潜藏在角落的的民间连结。谈维稳，需要回顾过去十年社会控制范式的变迁：政府对民间社会的维稳从早期的针对相对高调的、政治性强的民运人士的抓捕，后扩散至对温和的、权利类的民间公益团体/NGO进行大规模的关闭和判刑，再到现在着重关注诸多低调的民间行动网络，对其中的低调但核心的行动者进行打压。这种从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群体的维稳目标的范围扩散，一方面是因为多数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已经快被打压殆尽，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开始意识到温和民间社群网路的潜在行动能量，对这类网络的打压，更是彻底地在攻击民间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毛细血管”结构。所以，社会行动者该如何在这样的“打压“和“建设“的赛跑中有效积累网络，显然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那，究竟什么是具体的基础建设？这个我也很难有个完整的回答。但是，我认为如果将其基础建设比喻为链接身体各个原子化细胞的“毛细血管”网络是相当贴切的。我们并不是要去建立什么政治性的基础建设，而是要更加扎实地探索如何构建本群体和跨群体间的沟通网络和协同机制。我认为，对话、教育和互助机制是最为核心的工具，也是让人与人之间得以连结，以及行动者（每个人都可以是行动者）得以成长和赋权的根本。至于要如何实现，未必有现成统一的范式，相反，每个社群内部和社群间都需要依赖成员内部多元的想象力来实现。想象力一定是来自于社群。

白纸抗议，至少提出了一些当下社会缺乏基础建设的具体例子，比如：如何有意识地组建非正式的社群网络；如何有协调地组织基层/最小单位社区的抗争；如何对社区更广泛的民众进行行动教育和互助；如何在运动前后不因打压而社群离散，反而进一步沉淀行动网络；如何进行社群内部和跨阶层/社群抗争经验的共享和交流；如何学会与来自不同社群和不同阶级的群体进行对话（尤其是与工人群体）；如何建立信息共享和安全交流的协调/对话机制；如何进行社会危机（如零散的城中村社区）的介入/动员/支持；如何培养和保护行动者；如何更加安全地参与社会反抗行动；如何在声援伙伴时采取更为进取、有效、安全的策略和工具，甚至处理声援中遭遇的污名化和不理解等等……这些都只是暂时闪现到我脑海的一些相关问题，但关于基础建设的问题内核永远都是：我们如何在政治恐惧的碎片化年代，重新走到一起，再重新走入社区，从对话、教育和互助中储蓄行动力量。

问题二：新的海外运动

《运动》一文提出，本次白纸抗议引发的大规模海外声援行动，跳出了“传统民运的动员和倡议模式”，新生代留学生正在成为核心的组织者，在一些抗议场合出现颇为多元和进步性的政治主张，比如女权/性少数、劳工及新疆等议题，一种新的中国离散社群的反抗政治或许正在形成。我同意这样的判断，但与作者有同样的担忧：缺乏与国内本土运动社群的联结，又长期缠绕在被传统民运所垄断、所形塑的“反共”政治的环境下，新生代的离散社群能否批判性地探索出一种新的运动可能呢？

我认为文章的提醒是相当重要的。过往的海外团结运动长期以欧美中心，严重缺乏与国内基层行动者社群的联结（多数只是维持跟政治化的民运人士互动）；也习惯性、专断性地将国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简单归因于北京的问题。简单粗暴的政治论述掩盖了国内充满复杂多元性的社会问题，海外运动基本缺乏对国内具体民生、文化、基层政治等议题的介入和讨论。这些问题必然导致了传统海外团结运动与本土抗争的割离，更谈不上在具体议题上的形成协同互助。那么，这次涌现的新生代群体的海外团结运动，能否摆脱传统海外民运的路径依赖，重新探索一个以“新生代进步行动者为主体、以中国本土议题为倡议核心、联结国内运动且串联海外民间社会团体为侧重的团结运动”呢？在当下西方大国整体与中国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又“如何减少对他国政党的政治依赖和避免自上而下的倡议模式，同时又能对海内外的中国社群进行充分的草根赋权”呢？

我相信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困境，需要新生代离散中国社群探索。一个是，与国内本土议题的联结。海外新生代留学生多数缺乏国内的生活经验和与国内民间社群的联结，这一方面导致大家对于国内社会议题缺乏直接的感知，难以建立共情和投入（这并非否认建立的可能，只是强调难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在任一社会议题/危机爆发时，海外社群与国内同样在关注的民间社群间可能存在区隔和政治上的张力，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这种与本土议题/社群的割离感（缺乏在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故而，要回应这个困境，极为倚赖海外中国社群能否持续推动与国内社群连结的组织工作，以及对国内议题持续的社群教育和讨论。

第二个困境是，海外社群的动员问题。在经历了11月底的白纸抗议潮后，大量的海外中国社群被动员起来，全球绝大多数中心城市和多数高校所在的城市均涌现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声援和抗议行动。但是这一波的行动潮基本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后逐渐消停，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关注到，后续的线下抗议在规模上和在新生代离散社群中的动员力上都严重削弱很多。这其中或许有留学生学期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抗议热潮过后热情消退的缘故。这次的海外抗议声援潮，基本是由临时自发的网络群组或个人发起，基本缺乏一些可持续的、非正式或正式的、且摆脱前述提到的传统民运路径依赖的新网络。这同样是这一新生运动面临的核心困境——同样是社群基础建设的问题。如何积累海外社群的群众基础，相信与第一个问题所提到的对国内议题进行持续地教育和讨论是离不开的——在日常能够联结起社群的中介只会是具体的社会议题，而后，这些积蓄的社会联结才有可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中发挥影响力。

问题三：工人阶级的抗争

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提出质疑，为什么社会改变一定要工人的参与才行？支持的人可能会说，试想，如果力量庞大的工人阶级，没有与全面的政治抗争统一阵线，靠单纯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的呼吁，运动真的有可能撼动全副武装的维稳机器吗？这样的假设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跨阶层团结工人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实质上却只是将工人再一次的工具化，将工人抗争作为所谓“加速主义”的工具罢了。事实上，工人阶级抗争的力量性和革命性根植于所处的整个剥削、压迫的生产结构，作为资本社会最备受压迫的群体，他们反抗是天生的，也是最难被打压的。同样，他们的经济利益也是根植于整个政治压迫结构之中的，任何的社会运动如果无法回应工人群体的困境，就更谈不上彻底或者进步了。

我们可以暂且搁置左右之间的争论，但是任何的社会运动/或社会议题都回避不了工人群体遭遇的结构性压迫问题，比如：性别问题中的家务劳动、职场性骚扰和男女同工不同酬，环保议题中常常发现边缘社群和工人群体更容易受污染影响，种族问题中少数民族职场中长期被歧视/污名和遭受多重剥削，民主问题中弱势劳动者缺乏话语权和泛滥的金权政治，教育议题中农村资源分配不均和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世代恶性循环等等。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会是简单、孤立的，经济领域的资本霸权影响着整个社会流动和弱势群体福祉的方方面面。忽视劳动者声音的社会动员，显然很难会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动员和教育固然非常艰巨，但不代表就有理由将其忽视或者舍弃。这次白纸抗议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城中村/工厂中的工人抗争，与城市居民/高校学生的抗争完全区隔，即便在互联网上双方或许看到了彼此的斗争，但是现实社会中，两者完全没有实质的联动和对话。你可以责怪劳动者抗争诉求的不激进不政治，你也可以吐槽部分基层劳动者在封控放开后对白纸抗议者反向指责，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市民的社群，是否真的重视和聆听工人阶级的诉求，是否尝试理解ta们所承担的经济压迫（工人诉求的基础），又是否真的寻求对话和联合过？

谈论工人阶级抗争的重要性，是要再次呼吁知识分子/市民群体对于工人诉求的重视，更是要呼吁尊重和学习工人的抗争经验。白纸运动的动员基础，并非可以用一句“政治不民主”就可一言以概之的，背后根深蒂固的经济生存压力，才是更广泛民众反抗的本质驱动力。“民主不可以当饭吃”，谈的不是工人阶级对政治议题的疏远也不是否认政治化的重要性，而是另一个维度的启示——民众的经济生存议题本身就是极为政治化。当我们（刻意）忽略从社会中长期被隐身、持续存在的底层抗争吸取经验，我们是很难建立真的属于本土的、变革性的社会反抗。反抗是来自于既往的实践，而不是纯粹的想象。不是拥有高雅的政治口号的抗争才是“运动“，真正能够动员基层劳动者、建立民主社群的抗争才是可持续、有积累的运动。

这次封控抗议潮中，疫情下加剧的生计危机令郑州富士康和广州康乐村的工人在不同的时空进行相似的反抗，他/她们的抗争能量是白纸抗议中绝不能轻易忽略的。但是，我仍然要承认，这一次工人阶级的抗争并没有比以往变得更为革命性（其他两支运动的革命性在《运动》一文已经有所讨论），这并不是指工人诉求缺乏政治化的缘故，而是反而要强调，所谓工人运动的革命性，恰恰是需要其他群体（事实上，多数城市居民/白领/知识分子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工人阶级）与之主动建立联合。唯有与工人群体之间建立联合，有效的民间基础建设网络才算实现了核心的一部分。很遗憾，在过去的七八年间，活跃于南方城市的劳工NGO/行动网络已经基本被打压殆尽，一方面工人群体的处境愈加缺乏可见度，更谈不上促进社会各群体与其的对话和互动，另一方面也缺乏介入工人议题的民间机制，令工人群体进一步边缘化。未来社会行动者该如何重建与工人群体的对话、交流、互相教育和学习、互助的网络，是社会重建的难题，但也将是回应未来中国社会改变的核心问题。

最后，本文无意也难以为当下的运动困境提出完善的回应方案，但2022年底发生的整个封控抗议潮，贯穿其中的三个平行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抗争、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的抗争以及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具有可能性的未来，也看到了艰巨的民间困境。关于民间社会的基础建设、海外团结运动的路径依赖和对工人抗争的长期性忽略，这三个问题是身处这场浪潮的我们始终难以避开的，也可能是要长时间去探索的。

一场振奋人心的抗争或许会带来热切的希望，但未来需要的是持久探索的耐心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