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四次“左右之争”（上）

近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内部产生了四次“左右之争”，分别围绕着分配正义、改良与变革、#MeToo以及川普主义展开。中国语境下的左翼自由主义在这四次论争中逐渐成型，并且不断参与到本土的议程设置之中，与此同时，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的分歧也在论争中愈益明晰，这些分歧的维度除了受到两翼各自的理论来源的影响，也深刻地受到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与过往思潮的形塑。

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皆浮出水面，今天所说的“左右之争”，大多指代这两派人之间的论争。时移势易，如今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已经渐渐盖过其“左”，而自由主义者也在围绕着数个议题不断分裂整合，但知识江湖中人谈起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歧，依然首先想到“左右之争”，为了维持这种划分，甚至不惜把刘小枫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划为左派。

谈论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并非为了宣布和助长自由主义内部的分裂，而是相反，为了促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自我革新和广泛团结。一方面，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这一阵营，至今在知识界缺乏系统性的论述，而它的成型，与这几次论争有莫大的关联，所以要对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进行总结和展望，讨论自由主义的“左右之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经过2010-2020这十年的内部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与右翼也积累了大量对对方的负面看法和情绪，现实中为此割席断义者不在少数，回顾这些论争，也是对这些负面看法和情绪的一种疏导。智识的分歧不能强和稀泥，但我们期望意气的对立可以涣然冰释。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以当时的阵营来看，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朱学勤、刘军宁、徐友渔、秦晖等。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是汪晖、王绍光、崔之元、韩毓海、张旭东、甘阳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朱学勤的《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有一个简单的概括。在这篇文章中，朱学勤不赞成李泽厚将另一边称为“民粹主义”，而是改为较为中性的“新左派”，并且给出了几个理由：对方将自由主义者称为“右翼”；他们经常援引西方左翼理论；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从“知识分子二十年来的基本共识即所谓的‘右翼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的原版意义”出发。

另一方面，朱学勤也给出了自由主义的定义：

“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后来，朱学勤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进一步阐明双方的主要分歧：对国情的判断；对社会弊病的判断；如何解决社会弊病。徐友渔也写了多篇文章回顾“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知识界到底在争什么？》一文将双方争论的问题更加具体化为六类：其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其二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其三是中国国情；其四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等；其五是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六是中国的现代化。

汪晖也有过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有关的论述，主要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两篇文章，但与其说这是对论争的概括，不如说是论争的因由之一。在较为中立的论者那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主要分歧可以分为以下几点：是自由优先还是平等至上；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如何消除社会不平等；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应该说，双方在论争中，对对方的立场都有一定程度的过度诠释，一些有价值的议题也在对立化的表达中丢失了，比如关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分歧，如果延续到2010年代以后且左右两方都具有智性的真诚，那大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将双方推得更近，重新促成新的共识。

何以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原因不在自由主义者，而在新左派。进入新世纪以后，新左派的主将对于他们和自由主义者的原有分歧已经丧失兴趣，这不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批判自由主义或者不再批判自由主义者，而是说，他们批判的重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新左派的主将，要么问题意识的优先性发生了变化（汪晖），要么干脆改换了立场（甘阳），要么被从边缘推到了更中心的位置（王绍光），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化”和“保守主义化”。

新左派的“国家主义”，从1990年代论争开始就已有端倪：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一同出版《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呼吁中央加强“国家能力”的建设，在《挑战市场神话：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一书中，王绍光更是毫不掩饰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的“国家能力”的欣赏，如在1950年建立全国统一集中型财经管理体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变为国有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比较单一的结构，使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责任大大扩大。”其他的新左派人物，其“国家主义”都体现在对中共体制的捍卫上，只是捍卫方式各有不同。

对此，许纪霖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家主义思潮》一文中概括道：“在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有两个不同的脉络和来源，一个是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另一个是近十年来新崛起的施米特主义。”在许纪霖看来，新左派转向国家主义的原因在于：“到了21世纪以后，当他们发现国家意志逐步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时，新左派于是开始右转，全面拥抱国家，激进左翼嬗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

另一方面，新左派的“保守主义化”不仅体现在转向许纪霖所说的“保守的国家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也体现在转向“文化的保守主义”：2000年以后，甘阳的私淑弟子张旭东，开始借助西方流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系统批判，后面更不断为“中国道路”做出辩护；甘阳自己也出现其第二次转向（第一次是90年代从自由主义者转向新左派），提出“通三统”，成为事实上的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连原本极其关注社会公平议题的汪晖，也在新千年以后，逐渐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革命史的研究上，力图打通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

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化

公平点来说，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也多少出现了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只不过其性质和程度与新左派不可同日而语。具体来说，自由主义里的国家主义，只是小部分人的理论旨趣（高全喜），同时也是对国家主义思潮里的合理部分做出回应，自由主义者的主流还是以限制国家（state）权力为圭臬。然而，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化，则是一股相当强大的趋势，这个趋势，加上2010年后左翼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内部出现了自己的“左右之争”。

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化，同样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蕴含着萌芽，所以也无怪乎一些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后来会说，自由主义就是保守主义。回到前面朱学勤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定义，经验主义、试错演进理论和渐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本身（甚至是古典自由主义）没有必然关系，比如康德就不是经验主义，而他本人至少开辟了自由主义的一脉，弗朗西斯·福山就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历史上采取激进主义立场的自由主义者更是数不胜数。毋宁说，在这个浮出水面的宣言里，朱学勤已经将一部分的保守主义元素混进了自由主义之中。

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化，最大的推动者当属刘军宁。刘军宁所说的“保守主义”，和上面所说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不一样（但并非毫无关系），他指的是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当时除了刘军宁，蒋庆、姚中秋也在翻译柏克，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就是他千方百计要割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刘军宁认同余英时所说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只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缺席意味着自由与自由传统的缺席。”

刘军宁讲到“保守派”（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和他的“保守主义”的区别：

“中国的保守派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守旧的文化传统，而保守主义只保守自由的传统；保守派拒绝变革，而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地变革；保守派要保守的是不尊重自由的旧制度，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新制度；保守派强调的是无条件的集权与政治权威，保守主义强调的是能够增进自由的权威和有限的政府；保守主义说关心的财产权、自由权、法治、宪政等都是中国的保守派置若罔闻的。”

这些“保守主义”的特征，和朱学勤说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但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共同体，至少要首先存在一个自由的传统，才说得上在这个共同体“保守”这个自由传统，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自由的传统，那就说不上是“保守”，只能说是“移植”或者“创造”。不仅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中国的自由主义内部原本也没有“保守主义”的一脉，刘军宁之提出“保守主义”，就行为本身而言一点也不“保守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创造，而且是双重的创造。

左翼自由主义亮出旗帜

200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与“左右之争”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争论更多集中在“两施”（施米特和施特劳斯）、儒家的复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左右之争”再次出现，得等到2010年代，属于又一种类型的“冲击-反应”。

这个所谓的“冲击”，就是来自港台的左翼自由主义。新左派中的某些人也曾自称“自由左派”，以示对“自由”并不拒斥之意，且就具体立场而言，左翼自由主义与1990年代的新左派也有一些相近之处，比如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持国家扩大再分配、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等。

然而，左翼自由主义的出现与新左派并无关系，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渊源。新左派主要吸收战后各种西方左翼理论，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再加上比较政治学和宪法学等，而左翼自由主义，来源于康德-罗尔斯主义一脉的自由主义，最初的绍介者大多受过分析政治哲学的训练。

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是香港政治哲学学者周保松对liberalism的翻译，周保松认为，大陆所流行那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实质上属于“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而如今西方主流的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义”差天共地。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有时也将libertarianism翻译为“右翼自由主义”。

周保松对上一个世代的“左右之争”是不满的，不满在于：“这里的右，常被视为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至于左，则是和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一种立场。于是，人们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左派要平等而右派要自由；左派拥抱国家而右派拥抱市场；左派追求参与式的直接民主而右派主张代议式的间接民主；左派重视社会正义而右派反对社会福利；左派赞成结果平等而右派追求机会平等。”

周保松既反对将自由主义天然地称为“右”，又反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重视“平等”，或者将“自由”与“平等”对立的观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不反对“平等”的，只是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或者只承认一些基本权利的平等和最朴素的机会平等。周保松的自由主义理论，遵循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不仅没有赋予“经济自由”以传统自由主义者所认定的优先性，而且将公平的机会平等和分配正义纳入其中，而分配正义是以对最弱势群体最有利为主要的考量。

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内部有一个派别成长得很快，那就是所谓的“奥派”，即以奥地利学派为自由主义之正统的派别，正是周保松说的“放任自由主义”或“右翼自由主义”的典型。这一派人的主要观点包括：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从财产权衍生而来；任何形式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福利国家说到底都是“劫富济贫”，要反对一切形式的福利国家；要允许一切基于自愿的契约，并对其进行保护，所以劳动法并不是在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而是在同时侵犯雇佣者和劳动者自愿订立契约的权利。

他们推崇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从一开始名气最大的哈耶克，到米塞斯，又到罗斯巴德。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诠释这些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发展出了一套观点，比如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自由主义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混入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开的那部分成功，要归因于其践行了奥派的理念（尽管施政者未必知道奥派）。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必然反对“专制”（威权统治），他们认为许多专制下的政权能更好的保障财产权，比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反而在一些民主国家，因为政治分赃制或福利制度，财产权受到严重侵犯。所以中国奥派并不急于让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以实现宪政民主，他们认为建立财产权永久受到保护的制度更为迫切。

这样一种立场，和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义，当然是判然两别。2011年开始，《南风窗》邀请周保松在上面开设专栏，阐述左翼自由主义的理念，周保松由此发表了多篇深入浅出、可读性强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受到来自王建勋等“右翼自由主义”学者的批评，而且一经微博传播，骤然吸引了本土奥派的火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是一场不太对等的“左右之争”，代表左翼自由主义的只有周保松一人，但来自右翼自由主义对周保松进行批判的却大有人在。周保松与奥派的交锋大多在微博进行，而其中多人的微博曾经炸号，这也使得留下的记录寥寥无几。就当时的印象和如今的记录来看，这些交锋基本是在重复罗尔斯和诺齐克、哈耶克等右翼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争论逻辑，但周保松有一点不同于罗尔斯的地方，那就是他尝试引入一种量化的自由观念，而这种量化的自由，极大地受到拥有的金钱的多少的影响。

这种自由观念引起的争议不可谓不小，王建勋就认为，周保松这样对自由的定义会导致严重的逻辑混乱：“在一个宪政民主社会里，自由意味着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一个人在享受自己自由的同时，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没有人享有侵犯他人自由或者权利的自由。”因此，“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他也不享有强占、盗劫或者抢劫的自由，不享有强买强卖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的自由。”

反对者中也有不少人并非右翼自由主义者，比如在2014年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会议上，与会者就提出，周保松一方面认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另一方面又认为“自由是个复数，不是单数”，这两个说法多少有点冲突：自由是个复数，意思是存在着多种不可相互化约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既然是复数且不可化约，那泛泛地讨论金钱对自由的影响，似乎没有必要，因为金钱对不同自由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周保松对自由的定义，“免于限制而去做自己真正想做之事”，不仅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之事”）混在一起，而且也不能很好地涵括“自由是复数”这一层意思。

2015年，周保松又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自由主义左翼的理念》一文，阐述了“自由主义左翼”的五个基本理念，即：基本权利、宪政民主、文化多元、机会平等和共享发展。也许是经过论战和会议，周保松想重新“团结”整个自由主义阵营，这几个理念的“派别色彩”并不强烈，只有“共享发展”蕴含了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且差异原则也并非只有福利国家一种实现途径。

从2011-2015年“左翼自由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的系列论争，可以看出，新左派的不少理念，比如平等（包括经济上的拒绝贫富分化）、积极自由、更大程度的民主，已经被左翼自由主义接手。在此次论争中，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无一参与，只有一些外围人物在旁讪笑几声，而1990年代的曾经自由主义者刘军宁，倒是发了一篇文章进行嘲讽，这也意味着左翼自由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的恩怨，才刚刚开始。

改良与变革之争

朱学勤所定义的“自由主义”，还包括着“渐进主义”（或者叫“改良主义”、“渐进改良主义”）。所谓的“渐进主义”，就是相信人类事务的进步，是通过在小的地方不断试错，一点一点累计而成的，而不会因为某项措施就一蹴而就，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政治改良，反对暴力革命。

尽管自由主义在概念上并不蕴含渐进主义，但渐进主义在自由主义里确实是有传统的。在中国，胡适就曾经是渐进主义的代表，体现在他那篇经典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来他还说：“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进行反思，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批判激进主义，比如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988），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86）。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与激进主义思潮有莫大的关系。六四以后，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这一说法，李泽厚提出了“告别革命”，朱学勤将“渐进主义”塞进“自由主义”，而刘军宁则力图发扬西方自由主义里的保守主义一脉。

这种对激进主义的“清算”是全方位的，而且构成了一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潜在共识”。在政治哲学上，他们引入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极力贬低“积极自由”，因为近代以来，多少罪恶都是假“积极自由”以行；在思想史上，他们引入了哈耶克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欧陆启蒙运动”的区分，将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统统归因于“欧陆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对不同时期的激进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回溯到辛亥革命，又从辛亥革命回溯到维新运动；在现代化转型上，他们对台湾、韩国和智利的发展路径津津乐道，主张先由威权政府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到一定程度再推动其进行民主改革，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转型。

从2015年下半年，我陆续发表了《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黄昏》，对这种渐进主义或我所说的“自由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延续周保松的，破除中国当代语境中对“左”的污名化，另一方面，为了使陷入低潮的中国自由主义重新焕发生机，必须将“积极自由”、“民主”和“政治化”等以往被推向左派的概念，再次融入自由主义的血脉之中。

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同一时期，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在进行类似的思考，比如张雪忠和羽戈，都对以往那种对“法治”和“民主”之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做出了反思，认为“法治在先而民主在后”的说法缺乏根据。2015年，王天成和滕彪共同编辑《回到革命：中国大转型前夜的激辩》一书，在香港出版，汇集了海内外20多位学者有关革命与改革、渐进与快进、异议和维权运动、民主转型条件等方面的文章。王天成写的《从期待变革到呼唤革命——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变迁》与我的前面两篇文章有着高度的呼应。

2016年夏天的“改良与变革之争”，更是吸引了知识界和异见圈的大量自由主义者参与，将一系列相关问题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论争的起因在于杨绛的去世，后来围绕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萧瀚、徐贲、张鸣、张千帆、许纪霖、宋石男、羽戈、黎学文等知识界内外的人都发表了文章，等到“口炮党”的入场，终于将这场论争的底牌揭了开来。

让人意外的是，打响第一枪的，是辩护者，而不是批评者。萧瀚的《为钱杨伉俪的“不公共”辩护》，很快引来针锋相对的批评，徐贲的《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又得到张鸣的迅速回应：《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几篇下来，“消极自由”逐渐成为论争的中心概念，论争者也分成两方：一方认为知识分子的沉默是在行使自己的消极自由，他人应当尊重，另一方认为知识分子的沉默并不是一种消极自由，消极自由不可取，或者消极自由要建立在积极自由之上。值得一提的是，论争者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使用，并不是特别符合伯林的原意，比如他们大多把“消极自由”理解为“退守到自己的私人领域”，但伯林说的“消极自由”，并不仅仅局限私人领域；同样地，他们大多把“积极自由”理解为“政治自由”，但“政治自由”也只是伯林的“积极自由”的表征而已。

既然谈到了“政治自由”，问题很快就转移到：要建立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究竟该走渐进改良还是激进变革？平心而论，这两者都是“空谈”，都没有客观基础。自从体制内的改革派被退场，体制外的改革推动者被判刑或被噤声，渐进改良主义已经失去现实的土壤。变革派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是2016年，中国的web2.0创业浪潮正方兴未艾，无数个城市的棚改进行得如火如荼，房地产将迎来新一轮暴涨，中国民众没有任何“变革”的愿望。

这场论争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论争者对两个自由的概念理解不一定准确，但他们在中国当下的语境去创造性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其他人居然心领神会，这说明大家有极其相似的生存体验，对所面临的问题也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其次，在持续几个月的论争中，没有一个论争者对“积极自由”有任何严肃的拒斥，最多只是希望对方尊重他人的“消极自由”，这与两个概念刚引入知识界的时候形成鲜明对比，也再次说明了形势是如何塑造思想的氛围；再次，以往的论争，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周保松与右翼自由主义者的论争，大多局限于知识界及其外围，这是第一次知识界和异见圈共同参与到一场论争中来，尤其是后续将话题引到改良与变革之上，更是脱离了知识界对话题的掌控；最后，尽管拥护渐进改良者仍不乏其人，但外部形势已经无法给持有这些立场的人提供任何倚仗，也就是说，1990年代以来第一次，改良派和变革派被拉到同一条政治现实的起跑线上。

将这场论争归入“左右之争”，或许会人有些人感到困惑，因为参与者里并没有明确自称“左翼自由主义”的人物，周濂曾经就此事发表过朋友圈，但对杨绛似乎更偏向同情。然而，这更加说明了“左翼自由主义”是个随着外部形势和新的议题的出现而不断变动的概念。从黑格尔的意义上来说，这次论争的展开，完全符合“左翼自由主义”的自我运动：如果说在周保松那里，“平等”、“民主”和“积极自由”对于自由主义的意义已经初显锋芒，那在这场论争之后，这两个概念，以及“激进主义”和“政治化”等，将会完全解除封印。

作为“正统自由主义”的一个响亮的招牌，“渐进主义”被放进了历史的储物室。